原標題：“孔子衣鏡”有望破解千年謎團
　　孔子弟子子張生年是否有誤?《齊論語》失傳1800年能否重現?
孔子像衣鏡架
竹簡
孔子弟子子張生年是否有誤?《齊論語》失傳1800年能否重現?
　　一面漢代的穿衣鏡，竟然與“天縱之圣”孔子有關，或將揭開種種千古謎團。2015年，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考古成果開始對外公布，出土的1萬余件(套)珍貴文物，對研究中國漢代政治、經濟、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其中一件“孔子衣鏡”，上面繪有孔子畫像，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孔子形象。“孔子衣鏡”上的文字記錄了孔子及弟子的生平，而且關系到《史記》成書過程與失傳1800年的《齊論語》，引發了考古界的研究和熱議。
　　“孔子衣鏡”為“圖史自鏡”之用
　　南昌西漢海昏侯墓的主槨室內，出土了一件漆木立鏡，上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及傳記。之前有專家曾稱之為“孔子屏風”，但考古專家王仁湘考察實物后認定此“屏風”實為立鏡。
　　“孔子衣鏡”集鏡體、鏡背、鏡掩(鏡蓋)、鏡架與圖文為一體。其中鏡體為光潔的矩形銅板，長70.3厘米，寬46.5厘米，厚1.3厘米，鏡緣厚1.2厘米。出土時從中間斷裂為上下兩塊，通體素面無紋飾。鏡背木質，保存較完整，長96厘米，寬68厘米，中部置鏡處厚6厘米，四周鏡框處厚11.8厘米。鏡背表里均髹紅漆，孔子畫像繪于鏡背上。衣鏡上的孔子儒雅、內斂、謙恭，以布衣形象示人，孔子弟子形象極具個性。鏡背表面左上側繪孔子像，左下側繪子羽(澹臺滅明)像。孔子及其弟子形象刻畫真實而生動，線條簡練，比較同時期的繪畫，如各種墓葬壁畫或馬王堆漢墓所出帛畫，風格大不一樣，而且技藝十分高超，顯然不是一般匠人所繪。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專家王楚寧推測立鏡規格較大，亦具備屏風的功用。
　　“孔子衣鏡”上共有1850個字，其中衣鏡背面關于孔子的文字記載600字，關于顏回的內容有250個字，子貢200個字，子路150個字，澹臺滅明150個字，子夏170個字。衣鏡上的《衣鏡賦》有19行文字，《衣鏡賦》屏板正面除了《衣鏡賦》，還有“鐘子聽之”4個字，背面有子張的介紹180個字，曾子的介紹20個字。專家表示，對于圣人與弟子畫像出現在衣鏡上的作用，《衣鏡賦》作了很好的解答：“臨觀其意兮不亦康，氣和平兮順陰陽。”
　　王楚寧認為，“孔子衣鏡”最重要的功用是供劉賀“圖史自鏡” 之用。古人很早就將銅鏡的“借鑒”功用類推到了人與事的“借鑒”之能，《詩經》中記載：“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家最為推崇的圣賢，是儒士修身時最好的“借鑒”。“孔子衣鏡”的“鏡背”上不僅寫有孔子的生平傳記，還有“子張問干祿”(為官之道)、“子夏之門人問交”(交友之道)等關乎修身齊家的內容。考慮到劉賀的師傅與屬官王式、王吉等人皆是一世碩儒，故其立鏡上出現孔子及其弟子絕非偶然，當為“圖史自鏡”之用。
　　王楚寧認為，漢代漆木器的制作較為困難，“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孔子衣鏡”作為形制與屏風相類的立鏡，制作過程應當更加困難，再加上繪有至今發現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畫像并寫有大量文字，因而意義非凡。與“孔子衣鏡”類似的“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風”就因其重要的歷史、藝術價值，不僅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且入選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與“司馬金龍墓出土漆屏風”相比，“孔子衣鏡”作為更為罕見的大型立鏡，年代更早、所繪人物更為著名、出土墓葬的主人地位更高，并且由于“孔子衣鏡”關系到《史記》的成書過程與流傳情況，也涉及到失傳1800年的《齊論語》，故而價值更高。
　　《子張篇》或揭曉子張年齡之謎
　　王楚寧針對“孔子衣鏡”，提出了全新的觀點。在他所撰寫的《關于海昏侯墓的林林總總之“孔子立鏡(孔子屏風)”》一文中，對部分文字進行了釋讀。
　　在目前對外公布的“孔子衣鏡”圖片中，王楚寧發現有一段文字以子張的內容為主，因此稱其為《子張篇》，文字共四縱列，篇幅完整，尚能識別110余字，主要介紹了孔子弟子子張的言行事跡。
　　其中第一列：□子□子曰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十(廿?)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
　　第二列：……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
　　第三列：……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
　　第四列：……能。我之大賢與，為人□□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我，若之何其□人也。
　　這篇文字亦見于今本《史記》與《論語》之中，補闕之后全文150余字，依據內容可以分為三段文字。第一段文字介紹了子張的個人情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關于子張的部分與此段文字大體相同，但此段文字中關于子張的歲數與《史記》不合，《史記》作：“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無論 “孔子衣鏡”上本段的數字是“十”還是“廿”，都與《史記》的記載有出入。古人已經注意到了子張生年的問題，如清代梁玉繩就對《史記》中的“(子張)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提出過疑問：“孔子厄陳、蔡年六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是時子張才十五歲，恐未必從行也。”王楚寧認為，如果子張比孔子小二十八或一十八歲，則孔子六十三歲時子張已三十五或四十五歲，就可以從行了。
　　《子張篇》篇幅完整，只記載了“少孔子十(廿?)八歲”一個時間點，故推導子張的生年不能單從《子張篇》入手，還需要更多材料的公布，尤其是子夏的材料。王楚寧認為子夏生年是子張生年的重要參考，《論語》中明確記載的與子張發生直接聯系的孔子弟子就是子夏。子夏與子張年齡應差不多，故而子夏的門人能夠向他詢問交友之道。也正因為年齡相近，所以子貢才會將兩人作對比，向孔子發問“師與商也孰賢?”關于兩人的生年，今本《史記》作：“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只相差四歲。所以，只要知道了子夏的生年，就能夠確知子張的生年是否有誤。
　　“孔子衣鏡”與《史記》有重大關聯
　　對外發布的“孔子衣鏡”圖片上，還有一段關于孔子的文字。王楚寧考證后，初步進行了釋讀。
　　文字第一列：……人也，曰房(防)叔。房(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顏氏……
　　第二列：……故名丘云，字中(仲)尼。姓孔，子氏。孔子為皃(兒)僖……
　　第三列：……皆聞(稱?)其賢也。魯昭公六年，孔子蓋卅矣。孔子……
　　第四列：……□久，天下聞其聖，自遠方多來學焉。孔子弟子顏回、子贛(貢)……
　　第五列：……□之間。魯哀公六年，孔子六十三。當此之時，周室微，□(王?)道壞……
　　第六列：……必四面起矣，強者為右。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若(如?)……
　　第七列：……二□(公?)事是非……
　　第八列(左側板第一列)：……
　　第九列(左側板第二列)：……魯哀公……
　　第十列(左側板第三列)：……十餘世，至于今不絕，學……
　　王楚寧認為，文字的大部分內容與今本《史記》相同。第一列至第五列似出自《史記·孔子世家》;第六列明確出自《公羊傳》;第五列后半段、第六列前半段與第七列雖能成句，但未見于現有古籍，不能確知來源;第八列、第九列缺失過多，未能詳述;第十列雖有闕文，但極似《史記·孔子世家》正文之后的《孔子世家贊》。就有關孔子的文字，并結合《子張篇》的內容，不難發現“孔子衣鏡”上的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雖有不同但極其相似，兩者肯定有著重要的聯系。
　　《史記》成書之后并未流傳于世，而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在宮廷秘府與司馬遷家屬處各存一份，秘不示人，直到“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楊惲在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因告發霍氏謀反有功而封平通侯，海昏侯劉賀則薨于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從時間上講劉賀活到了《史記》宣布于世，但王楚寧認為海昏侯劉賀在宣帝時代是難以見到《史記》的。因為西漢朝廷嚴格控制諸侯王擁有《史記》。成帝時，東平王向朝廷求取《太史公書》(《史記》)，朝廷認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遂不予。成帝時諸侯王尚需向朝廷求取《史記》，可見《史記》在當時傳抄有限，楊惲的“宣布”很可能只是將《史記》的名號公之于世，而非《史記》全書的廣泛流傳。劉賀作為廢帝，言行都受到朝廷嚴格監控，是不可能從朝廷處得到《史記》的。
　　既然《史記》的副本在司馬遷的外孫楊惲手中，那劉賀能不能從楊家得到《史記》呢?王楚寧認為絕無可能。楊惲的父親、司馬遷的女婿楊敞是廢黜劉賀皇位時帶頭上書的丞相，是劉賀的政敵。楊敞性格懦弱畏事，不會把《史記》交給政敵劉賀，楊惲于宣帝時代才宣布《史記》，彼時劉賀已是廢帝，受朝廷監控，故而劉賀不可能在宣帝時代見到《史記》，亦不可能從楊家得到《史記》。但也不能因此排除劉賀看過《史記》的可能。楊惲宣布《史記》之前，“遷既死后，其書稍出”。史書雖未明確記載司馬遷的卒年，但應在武帝晚期至昭帝時代。海昏侯墓出土漆木器多為“昌邑九年”“昌邑十一年”造，這一時期正是昭帝時代，劉賀略有可能在昭帝時代看到稍出于世的《史記》。若“孔子衣鏡”也造于這一時期，那其上的文字就略有可能源于《史記·孔子世家》。
　　即便“孔子衣鏡”上的文字不是源于《史記·孔子世家》，也不能否定其與《史記》的重要關系，“孔子衣鏡”的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很可能擁有共同的母本。司馬遷在論述《史記》編纂成書情況時說：“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可見《史記》中有不少先代古書的內容。漢朝官府搜集到的巨量古書都要交付太史公，“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可以想見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一定大量參考了這些古書，故而他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如果《史記·孔子世家》是將古書中關于孔子的內容“整齊其世傳”的話，那“孔子衣鏡”上的文字就可能源自《史記·孔子世家》所參考的佚失古書，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孔子衣鏡”的文字與《史記·孔子世家》極其相似但亦有不同。因此，王楚寧認為“孔子衣鏡”與《史記》肯定有重大聯系，即便“孔子衣鏡”上的部分文字不是源自《史記·孔子世家》，也應與《史記·孔子世家》來源于共同的文本。
　　揭秘“孔子衣鏡”與《齊論語》的關系
　　《論語》對孔子與儒家思想的研究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與意義。因《論語》是由孔子的弟子與再傳弟子編纂而成，故是最為可信的研究孔子與儒家早期發展的資料。
　　對外公布的“孔子衣鏡”文字內容中，還有兩段與《論語》有關的文字，都出自《子張篇》。《子張篇》的文字與傳世本《論語》有三處差異：“子張問干祿”今本作“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今本作“子曰”;“子夏曰何”今本作“子夏云何”。
　　王楚寧認為，在今本《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亦有“子張問干祿”一句，鑒于“孔子衣鏡”與《史記》的重要聯系，故可能取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或源于共同文本;“孔子曰”與“子曰”相類，考慮到“孔子衣鏡”的作者若為保證對話中人物身份的準確與行文的嚴謹，是有可能將“子曰”寫為“孔子曰”的;但“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一段不見于《史記》，應取自《論語》，故王楚寧從此句入手，探求“孔子立鏡”所用《論語》的版本。
　　西漢時期，《論語》分為《魯論》《齊論》《古論》三個版本，何晏的《論語集解序》中曾有詳述，其中《古論》雖出自孔子舊宅，但其與《魯論》只是《子張篇》的編次不同，內容上差異很小，故而在西漢時期《論語》的版本實際上分為《魯論》與《齊論》兩大系統。成帝以后，因張禹把《魯論》《齊論》兩個版本合二為一，名為《張侯論》大盛于世，《齊論》佚失于漢末魏晉時期。《論語集解序》提及《魯論》與《齊論》有三處明顯的差異：《齊論》二十篇中章句頗多于《魯論》;《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篇;《齊論》與《魯論》篇次或不同。
　　目前海昏侯墓出土竹簡五千多枚，其中就有《論語》。定州八角廊西漢中山懷王劉脩墓出土的竹簡《論語》是業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論語》抄本。海昏侯劉賀的卒年較中山懷王劉脩早四年，故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簡本《論語》當為至今發現最早的《論語》抄本。并且，鑒于海昏侯墓出土了《知道篇》，王楚寧認為，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簡《論語》是《齊論語》，意義不可估量。
　　那么，“孔子衣鏡”上的文字是否有源于《齊論語》的可能?王楚寧認為這個可能性不僅有，而且極大，因為傳授《齊論語》的宗師王吉正是劉賀嗣位昌邑王時的昌邑中尉，兩人關系密切。《漢書》中所載的傳授《齊論語》的宗師有王吉、貢禹、庸生等數位大儒，但只有王吉的事跡最清晰、時間最早、影響最廣、名聲最大，也只有王吉與劉賀有著長久、穩定的聯系，他有充足的時間與足夠的地位將《齊論語》傳授給劉賀，“孔子衣鏡”若亦造于“昌邑九年”或“昌邑十一年”時期，則其上的《論語》內容極有可能來自王吉所傳《齊論語》。因此，通過考辨“孔子衣鏡”已公布的語句并結合《漢書》等史籍記載后，王楚寧認為，“孔子衣鏡”上的部分文字應當來源于《論語》，并且有極大可能源自于失傳了1800年的《齊論語》。(付歆欣 南昌日報記者 徐蕾 文/圖)

---

應城市長江埠加快治理生活污水
宿遷蠶農苦苦堅守 鋪就蠶桑專業村綠色夢想
太和縣委書記楊波召開脫貧攻堅問題交辦會
瀘州市領導率隊督察文化市場安全生產工作
吳建平：統一網絡體系結構是一體化融合的根本
西漢海昏侯墓“孔子衣鏡”或將揭開種種千古謎團(圖)
長沙大學生志愿者將急救知識送進中學校園
小草莓種出紅火好日子
陳文浩赴省地質調查院調研公益地質工作
看見檢查負責人"躲貓貓"大音教育等8家黑培訓機構被關停
車牌收放自如 高密一司機為躲避抓拍用上“高科技”
市政協召開八屆五次常委會議
別讓“鐘點工”成勞動者代名詞
濉溪縣啟動實施雙堆集中心鎮新城建設
省政協副主席張大方到龍潭河調研“板板龍燈”非遺文化
三亞形成活動矩陣彰顯文化自信
外地旅游丟失卡包 臨潁輔警撿到歸還
市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召開
失業人員在領取失業金期間生病住院 仍可享受基本醫療保險待遇
宜昌一二美術館隆重開館 系宜昌首座私人美術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