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寶藏》：
要告訴你這個文物活在今天
《國家寶藏》火了。很難歸納這檔節目的類型與形態，文化內核、綜藝外殼、紀錄語言綜合表達，把那些高深的文物變成一個個易于理解的故事。人們終于看到了一個不是鑒定寶貝真假，而是挖掘文物精神價值的節目。更重要的是，這個節目還很有趣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毛翊君
在b站打開《國家寶藏》的第一秒鐘，從右至左涌來的彈幕鋪滿了整個屏幕。網友似乎都在熱鬧地解釋一件事——自己來觀看節目的原因，比如：語文老師安利、歷史老師安利、政治老師安利，甚至還有數學、化學等等老師的安利。
時下的網絡流行詞語“安利”，被年輕的人們不約而同地定義為“強烈推薦”，它通過屏幕，疊加在充滿傳統文化元素的舞臺背景前。節目開場的音樂由雄渾轉向悠揚，“001號講解員”張國立有句固定的出場詞，“我們是一個年輕的節目。我們有多年輕呢？也就是上下五千年。”彈幕中立刻體現了一致情緒的反饋——“淚目”“哭了”“壯哉”。
從2017年12月3日開播之后，節目已經推出四集，包括導演于蕾在內的主創團隊面對33283人評價之下的豆瓣9.2分，感到把握住了年輕觀眾的審美，如同預期。這是個在制作時多次被人認為沉悶到難做的主題，最終聯合了九大國家級重點博物館，以每期一家博物館推出3件文物，由明星和與國寶相關的素人作為守護人，展示其前世今生的方式來呈現。
前有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文化節目《中國詩詞大會》 《朗讀者》《見字如面》在這兩年先后“咬”開了傳統文化的熒幕市場。“綜藝清流”這樣的評價，被從年初使用到了年尾。于蕾把這檔正好趕上熱潮的大型文博節目定位成要集文化內核、綜藝外殼、紀錄語言一體的表達，更希望能夠抓住各個年齡層的觀眾。
民族自豪感的心理和大眾化的節目方向之下，幾乎未見差評的效果，或許在更多層面反映著這個社會的集體意識。
“捆綁”明星
流量明星王凱出現在第一集，作為國寶各種釉彩大瓶守護人，在臺上扮演乾隆演繹了相關的故事。梁家輝一字一句說著普通話，扮作78歲的司馬光，回憶父親司馬池以命澄清假石鼓的往事。這些都成了網友反復談論的焦點。
“捆綁”明星，是于蕾兩年前構思節目時就設想過的，這主要是出于綜藝平臺的考慮。可事實上，讓明星走進博物館拍攝，以及面對從龐大史料中提取出的改編劇本，對這個呈現形態，于蕾當初心里是沒底的。
在博物館里的拍攝，明星和其團隊人員加上攝制組的工作人員與設備，得讓博物館調動庫管、院辦等各個部門協調人員，還需要清場，再讓一些文物出庫。于蕾覺得這個過程是必須的，“明星自己站在那兒，只有他帶著觀眾去看了，觀眾才能感受到。他也是零認知的文物小白，好多網友說，就是為了追王凱才看的第一集，但是看完之后就一直在追這個節目，這個目的就達到了。”于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最先答應成為國寶守護人的是演員劉濤。來了之后，她看見遞到手里的劇本像一集電視劇本一樣厚。準備錄像的那天，她忽然有些焦慮，擔心自己錄不好。而段奕宏最初并不想來，他說自己并不知道一個演員在這兒能干嗎。直到播出之前，他們都不太清楚節目的完整形態。
其實，這些劇本是由文學總撰稿于新玲帶著團隊完成的，這是一個操作過四川衛視一檔歷史體驗真人秀《我們穿越吧》的編劇團隊，與做撰稿出身的于蕾一拍即合。節目組同時設置了專家組，有常設專家和博物館專家，每個劇本要交由專家驗證。
司馬光和石鼓的片段，在網上有零星對于戲劇夸張成分的爭議。于新玲和于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司馬池受徽宗之命尋找石鼓，而找來的第十塊石鼓被懷疑是假的，這些確有史料記載。但當時司馬光的故事是按年份推算的，因為司馬池任鳳陽府尹時，司馬光大約七八歲，跟砸缸故事發生的時間差不多，就將兩個故事糅合在了一起，想塑造出一種父子的傳承。
“所有的歷史都是片面的深刻，基于一個史料或者某一件文物，然后絕大多數人由此達成了一個共識的歷史，就是我們講給大家聽的。所以前世傳奇這一部分，字幕打上了‘基于史實合理虛構’。”這是于蕾和節目組專家的觀點。
在節目播出前的一周左右，節目會把這樣的8分鐘舞臺短劇成片拿到相應的博物館，博物館的專家再看是否有硬傷。在第一集呈現的故宮三個文物片段里，專家便提出過關于年代和臺詞等細節的準確性問題，節目依此做過修改。
用明星演繹的前世傳奇，來吸引觀眾對之后出場的志愿者、文物發現者等跟文物相關的“今生”素人發生興趣，是于蕾設想的重點，“就是要告訴你，這個文物活在今天”。
故事感和價值表達
其實，博物館也在發愁如何吸引民眾，這是于蕾和執行總導演湯浩在走訪各家博物館之后看見的切實需求。然而，初聽節目的創意時，博物館為難于金貴的國寶要一遍遍被翻出來拍攝，而且，那樣的形式還不易傳達學術上精準的表述。
于蕾最先找到的是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那是2016年年底。因為時間的各種不湊巧，等見上面，已經2017年三四月份。于蕾告訴單霽翔對于九個博物館的選擇和節目模式，基于他們最初的考慮，是想以東南西北中各選一家博物館，形成九宮格，能把博物館繪成一個中國版圖，甚至已經物色了新疆的文物和故事。
于蕾興奮地講完點子，單霽翔接話道，2010年時，幾大部委公布了一項中央與地方共建的國家級重點博物館的項目，首批有8家，這期可以做這8家，之后做做民族地區博物館、墓葬博物館。于蕾一想，正好可以做到2020年紫禁城六百年。于是就這么定下了首期的博物館選擇。
隨后，節目組的大批團隊成員輪流到八大博物館調研，讓每家博物館提供10件文物。回去之后，團隊在辦公室墻上掛滿了90件文物的圖片和資料，挑選之后再回去與博物館一一商量。
博物館的考量角度和節目組的選擇方向并不太一樣。博物館希望推出制作工藝最精美的那些文物，最后幾乎每家都給出了一件青銅器，而節目則需要不同年代的文物，獲取不同的故事感和價值表達。
“我們之前的這一類偏綜藝的節目都是收藏類的，就是鑒定文物真假和判斷價錢，那是一個特別物化的層面。”于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這個節目里，永遠談不到真假和物質價值，我們談的就是精神層面的表達。而且要讓觀眾認知，不是金的、玉的才有價值，它擺在博物館里最大的價值是它背后的人文精神。”
在遼寧省博物館提供的10件文物里，節目組其中一個選擇是鎏金木芯馬鐙，就是馬鞍兩邊用來踏腳的工具。之后，節目組卻接到了博物館打來的一個長達一個多小時的電話，希望節目組不要選擇這件文物上節目，因為馬鐙原品的內部是木芯，不易保存，已經變形，只剩下表面的銅片，而館內展出的是帶有銅片原品和木芯復制品的組合，如果要展現原件，并不好看。
于蕾想要的是馬鐙的民族故事，“它最大的價值代表了我們民族一個歷史的轉折，或者是我們一個文化最鼎盛的見證。這是全世界最早的雙馬鐙，而且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傳到歐洲，才有了歐洲的騎士時代。這個是民眾想不到的，也是我們節目想表達的。”
另一方面，在每家博物館的文物之間也有不少權衡。
最初，上海博物館的書畫所專家建議節目組，一定要選擇《高逸圖》，是現存的唐代的一幅畫，展現竹林七賢，名字是徽宗所起。之后幾位青銅專家和瓷器專家一起討論時，覺得如果幾件文物中只能定下一件的話，都意向選擇《高逸圖》。
之后，南京博物院向節目組推薦時，提出了竹林七賢磚畫像，并且也是作為唯一的首選。“完全同題材，但是南博的年頭要早，是六朝時期的，而且是因為有磚畫像，才判斷出來《高逸圖》是畫的竹林七賢，因為《高逸圖》是個殘品，上邊只有4個人。”
于蕾在博物院看到了實物，紅磚一個個拼接，磚的側面呈現出拼圖一樣的畫，是燒制而成的。燒制之前，就已經確定好，是完整的一面墻。節目組開始猶豫，本想兩件都要，后來于蕾覺得，“我們國家的文明是如此燦爛偉大，這次一共就選27件，要展現特別豐厚的層面，還是定了南博的這一件。”
而在上博，節目組最初也沒想過要找一件緙絲作品，本意是想在遼寧博物館尋找，“因為遼博當時是跟故宮用書畫交換了一批皇家緙絲，很多人都認為遼博的緙絲館藏量很大，東西也很好。但是遼博的緙絲專家客觀地說，你們要是講故事，可能得找有名有姓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最好是南宋的，而我們的館藏有兩幅，但你要說尺幅最大的是上博的那件。”
于蕾就給上博館長打電話，一問，確實是有件從來沒有展出過的，因為緙絲非常金貴，不符合展出條件。節目組立刻定下了這件。
普及陽春白雪
做過4年春晚總撰稿、總體設計的于蕾，經驗在“棚綜”——在攝影棚內拍攝的綜藝節目。兩年前央視有個節目創新人才培訓項目，要在全臺找6個團隊，于蕾就拉上湯浩報了名。之后，他們去英國學習交流了40多天，想看看當地的節目制作水平，結果被帶著去了趟倫敦博物館，看見那里就像游樂場一樣，還有孩子在上課。
回國后，他們提交的節目方案被列為綜藝頻道全臺的重點項目。那時，他們定的范圍很大，是整個傳統文化，還沒有精確到文博。
于蕾咬著創新，就想著能從“棚綜”變成一個純外拍的節目，覺得這樣是個大膽的嘗試，但忽略了這個領域他們并不熟悉。“之前心態比較簡單，就是為了追求一個形式變化。其實，在我們最擅長的領域做內容上的創新，就是把演播室用到極致，同時把紀錄片的元素和氣質添加進來。”于蕾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紀錄片的表達方式相對小眾。”于蕾希望是個大眾文化普及節目，“我們要吸引的不是天天看博物館的歷史粉絲，而是平時覺得文博跟自己沒有關系的人。其實是一個開蒙的想法。讓老百姓比較有接受度，而講的內容又能是有點陽春白雪的東西。”
在那之后，于蕾的同事湯浩去了趟故宮的書畫展，一位女講解員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她是帶著我，然后還帶著一群孩子，給我們一起講解了書畫展和一個佛造像展。講解的方式特別生動，姿態也非常低，就一下覺得這個講故事的方式是不是能夠成為一個角度。”湯浩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2017年6月，在北京、上海、廣州做的多次節目推介中，節目組收到最多的反饋，是在問這個節目跟哪個比較像，要求舉出個類似的先例，但于蕾實在找不出。
節目播出之后，第二次開博物館館長會。一位館長在遇到于蕾時說，他們也開始探討，確實是應該變成大眾化的表達去講給大家。比如他們在聊字畫的時候會說“粉本”如何如何，習慣于嚴謹的學術性語言，他們以為大家也會了解這些淺顯的知識點，后來才發現并不是這樣，得用最普通的話語體系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
于蕾覺得目前的效果基本實現了團隊的初衷，“讓一個看似沉悶冷門的主題引起更多人的關注，然后確實也有更多人開始走進博物館，有了關注和討論。我們可能只是打開文物的一個小窗口，讓大家開始喜歡這些東西，可能還會有更多同行覺得這個領域值得被開發，有更好的節目形態產生。”
(《中國新聞周刊》2018年第1期)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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