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廁所革命”讓民眾用上了衛生的廁所，成為最貼心的精準扶貧。但記者調查發現，中央高度重視并陸續出臺相關方案及措施的農村改廁，在一些地方卻“變了味兒”，出現了半吊子的“尬廁”——沒墻、沒頂，只有個蹲便器。在被新華社點名的山西省婁煩縣，房前屋后、鄉間路邊、山坡溝里，沒有圍墻、沒有頂棚、裸露在外的蹲便器隨處可見，成為極其突兀的“風景”。而且浪費不只體現在廁所爛尾，像婁煩縣下轄的鳳凰村，全村常年住在村里的也就20來戶人家，卻修建了八九十個蹲坑，戶均四五個。
對于廁所為何只安了蹲便器，婁煩縣衛計局一位負責人提到，每個廁所的改廁資金由市縣兩級財政各出1000元，市級資金能保證，縣級財力卻捉襟見肘，導致廁所只建成地面部分。看似是經費的問題，但這種解釋與蹲便器數量泛濫的現實又自相矛盾。如果資金緊缺屬實，那么本著資金利用效率最大化考慮，改廁的地點和數量布置，應該盡可能科學，而不是不分場合在荒廢的房子邊、山坡溝里到處安上蹲便器，導致資源極大的閑置浪費。
這些閑置的半吊子“尬廁”，不僅沒有起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反而給農民增加了不便。比如不少村落，響應地方政府的號召，拆掉了自家的廁所，但由于經費問題導致農村改廁工作執行斷檔，新的廁所沒完工，于是村民上廁所都要東躲西藏。說明這些地方的農村改廁，更多是任務導向，抱著湊數量完成指標的心態，并沒有以服務農民為宗旨。地方政府一時拿不出錢，改廁完全可以循序漸進，保證過渡期農民的生活不受影響，不能大干快上搞形式主義，貪圖數據漂亮，更不能將改廁的成本轉移給農民。
婁煩是國家級貧困縣，很多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不到3000元，要他們自己承擔1000多元的改廁費用，成本無疑太高。對于農民而言，廁所革命不只是經濟命題，更多還是文化習俗層面的變革，這種變革本身就面臨著觀念的障礙。在此前提下，將縣一級的財政責任轉移到農民身上，在觀念成本外，提高農民為農村改廁擔負的經濟成本，必然挫傷他們參與的動力。
廁所常常被視作衡量文明的標志之一，這其實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方面，廁所硬件建設和如廁文化，不僅對應著一個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而且直接關系到公共健康；另一方面，圍繞現代化的廁所文化建設所做的努力，同樣是地方公共治理是否現代、文明的體現。像農村這種歷史欠賬比較多的地區，廁所的硬件建設和發展水平，可能不夠先進，但是如果在農村改廁的過程中，有一套符合地方實際的推動路徑，也能收獲民心。廁所革命，不僅要打破陳舊的農村習俗，也要防范形式主義、面子工程等落后的治理思路。
過去的農村治理，無暇顧及廁所建設，職能機構作為引導者的角色缺位，導致如廁文化成為被放任的習俗，經年累月難以撼動。推動農村改廁，實際上是用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對農村落后習俗進行的文化干預和改良。
值得一提的是，農村不同于城市，城市本身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建設，比如下水管道和排污設施，負責排污處理的專業市政工種等，這方面農村的基礎薄弱。尤其是像婁煩縣這些國家級貧困縣，哪怕旱廁全部換成了有圍墻有頂棚的蹲便器，也并不意味著改廁工作的完成。對農村而言，真正難點其實是后期的日常維護。在沒有下水系統的前提下，沖洗式的廁所如何保證使用壽命，同時不至于增加農民日常的養護負擔，將決定廁所革命的真正成效。
從這個角度來看，農村廁所革命的成果驗收，必須打破唯數據論的思路，防止公共政策在基層走樣，以至于一些地方將新建了多少個蹲便器當作政績來宣傳。此外，對于搞形式主義工程所造成的浪費，也有必要徹底調查，看看錢到底是如何用的，甚至是否流入了個人腰包。（作者：熊志，系媒體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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