漷縣鎮現有61個村民委員會，轄有67個自然村落，數量居通州區各鄉鎮之首。鎮內自然聚落的形成都與自然和歷史密切相關，普遍性與特殊性的村名由來紛呈，給今人帶來多彩的歷史信息，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因元代屯田產生的村莊
元世祖忽必烈善于學習漢族封建社會成熟的治國方略和優秀文化，為增強大都地區的經濟實力與保持社會穩定，采取了移民屯田政策和加強漕運戰略措施，以鞏固政權。在柳林（今張家灣鎮西永和屯村西）行宮處設置了“營田提舉司”，管理大都地區的屯田事宜。選擇一些村莊設立負責管理和收集稅糧的機構——“務”。“務”的負責人是吏役，或者由地方官指定富戶主人負責，這種管理者也稱為“府”，稅糧儲存保管的地方也稱作“府”，稅糧收集保管的負責人姓氏，就是“務”的具體機構名稱。如鎮內的梁家務村，元時于此設有管理稅糧機構，這個機構負責人姓梁，便稱“梁家務”；收集的稅糧就儲存在附近，這一儲糧地方便稱“梁家府”。有“務”之處必有“府”，有“府”之處必有“務”，“務”“府”不分，故“梁家務”也稱“梁家府”，口頭上就簡稱作“梁務”或“梁府”，說時帶有兒化韻。鎮內的類似村莊還有“馬務”、“馬府”。此類村莊的形成和村名到現在已有700余年。
因明初遷民屯田運動而改稱的村莊
漷縣鎮域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在不同階段因不同事物而產生形成了不少村落，其中元代已經以姓氏命名的村莊有“紀家莊”、“翟家莊”和“許家莊”。但是，在明初遷民屯田運動中被改名為“紀家哥莊”、“翟家哥莊”、“許家哥莊”。從山南海北遷來的農民，為站住腳，都與本地已有的村莊大戶搞好關系，以求得到幫助和保護，就尊稱姓氏莊名中的大戶為“某家哥”，稱他們的村落為“某家哥莊”，后來漸漸省稱為“某哥莊”。然而村莊中的大戶有所變化，而遷民所建新莊的人戶也在不斷變化，就在明末清初之時，又因漢字聲調關系而漸改稱作“某各莊”，“各”字讀輕聲。唯元代以曹家定居而名的曹家莊一直未改初名，是此類村莊的個例，后簡稱作“曹莊”。
明代前期遷民屯田運動產生的村莊
明代初期，因北平地區連續發生元末農民起義和明軍征討殘元的戰爭，農業遭到了嚴重破壞，人口數量大減，經濟實力削弱，而元朝殘余勢力強盛，隨時威脅著明朝北部邊區的安全。明朝為加強北陲防御力量，一方面派駐大批部隊，一方面在洪武、永樂兩朝從山西省、北平布政使司等多處人多地少的地方，遷移了5批貧苦農民到北平地區屯墾土地，又從今江蘇、浙江、山東等省遷調許多富戶到北平地區，來管理那些窮困農民屯種，建立了許多新的村莊。這些新建村莊分為兩種，一種為民屯，村中農民全年用七分力量用于耕種，用三分力量用于防御；另一種為軍屯，有七分守衛責任，三分耕種責任。漷縣地區遼、金、元時期的遼闊水面——延芳淀、飛放泊被多次洪水淤為低洼荒地，是明朝前期5次遷民的重點屯種區域，逐漸形成村落，民屯村稱“某家新莊”，軍屯村稱“某家營”。鎮內的“李辛莊”是民屯莊，初名“李家新莊”，漸簡稱作“李新莊”，以明初南方富戶李姓一家遷此管理屯種而所建新村故名。清乾隆間，因“新”字避諱皇室宗姓“愛新覺羅”中“新”字，又因古代“新”與“辛”在新舊意義上通用，故改寫成“李辛莊”。另一個軍屯村稱“吳家營”，以南方富戶吳姓一家遷到此處管理營田而所建村故名，后簡稱作“吳營”。
鎮內還有兩個村莊與明朝前期屯田有關，即“軍屯”與“軍莊”二村，但非上述遷民所建。明初兵部設在通州城中有5衛軍隊，有通州衛、通州左衛、通州右衛、定邊衛和神武衛，每衛5500官兵，設指揮使一人為衛長官，下有千戶、百戶編制。這些軍隊機關設在城中，但每衛官兵多在通州轄域內農村屯田，既訓練又種田，打起仗來上戰場，戰爭結束又種田訓練。這些軍訓和屯田之處漸成村落，有的稱前營、后營、西營、北營、東營等，而漷縣鎮內的這兩座村莊的名稱就直接以屯田性質而稱作“軍屯”“軍莊”了。算起來，上述這類村莊的形成和村名距今已近680年了。
清朝初期“圈地”政策形成的村莊
清朝順治元年，定都北京。清政府為了鞏固政權，穩定根基，籠絡八旗官兵，牢固南下滅明的后方基地，開始大規模推行“圈地”政策，將北京城周圍500里以內的無主荒田丈量后分配給八旗官兵，實際上是生奪硬搶，強占了不可計數的漢族有主耕地，有些勢力強者為搶占土地甚至實行“跑馬占地”辦法，奪占田土。到康熙八年，共進行了3次圈地行動，共圈占了17萬頃田土，新建了許許多多皇莊、王莊和八旗官兵莊田。為了補充滿族八旗官兵隊伍，清政府還強迫漢族農民依附于滿族統治階級。也有不少漢族地主為尋求政治上庇護，主動帶地投靠滿族上層，成為漢族八旗。通州地區本來是滿族正白旗官兵圈占的地盤，因地勢平坦，水源豐富，土地肥沃，距離京城近便，滿族正黃旗官兵也不管劃分規定，爭相圈占。故此，通州域內田地幾乎全被變成旗地。上面兩旗某一官兵奪占一片耕地后，就雇傭漢族農民耕種，或租與漢族農民。這些受雇農民生產吃住在占地范圍內，便在占地內建造場房，逐漸形成村落，某官兵就成為這一莊田的莊頭，莊頭派管家管理，就以莊頭的姓氏稱這一村落為“某家莊”、“某家園”、“某家場”。此類村莊因圈地政策產生，在通州地區共創建了176座整莊子。通州人喜歡把村名簡化，村名中的“家”字逐漸省略，由三字名變為兩字名，比如漷縣鎮域內的“張莊”，始稱“張家莊”，其他如羅莊、邊槐莊、柏莊、侯黃莊、龍莊、馬莊、凌莊、三黃莊、毛莊、沈莊、高莊、蘇莊、郭莊、丁莊等16座村落名稱均源于此。這些村莊的形成和名稱距今已經有340余年了。
因運河產生的村莊
鎮域內有兩條古河道，沿鎮界而流的為大運河，穿境而流的是港溝河。因土質疏松，雨多時河水泛濫，經常沖決堤岸，造成災害。為保護兩岸田園村莊和保障漕運，堵口、護岸、筑堤是常事，需要就近迅速提供木樁和樹枝。如此，從明代開始，就由工部派遣吏役在河道容易決口處附近栽植樹木，以便應急使用。管理樹木的吏役沒有俸祿，但朝廷撥給其一塊耕地，讓其經營，收入歸己。其將耕地租給農民耕種，漸在林邊形成一座村落，就以吏役姓氏為村名了。沿運河的“儒家林”、“蕭家林”、“陳家桁”諸村就是以管理所栽樹木的吏役而命名的。北方榆樹木質堅硬不易腐朽，故栽種較多。鎮內的“榆林莊”則是以所栽種的榆樹而命名的。根據此類村莊的形成，最初應該也稱作“某家林”，可能是因為大運河右岸只有這處一片榆樹林，或者因為這處的榆樹林大而有名，故產生了村名的變化。
筑堤以防河水沖出河床而帶來災難或影響國家漕運要務。明代，工部在防汛期間，在河道易決之處設置機構，駐防兵丁或吏役，晝夜看護堤防。防汛機構分段負責管理修護河堤，機構附近漸成村莊，就以護堤役姓氏命名為“某家堤”。鎮內的“楊家堤”村是以明代護堤吏役楊景芳所護河堤而命名，“馬家堤”村是以馬姓吏役護堤命名，后簡稱作“楊堤”、“馬堤”。河堤隨河道而彎彎曲曲，古代把這種狹長的河堤雅稱為“樓”。我國秦漢時《爾雅》一書，就載稱“四方而高者曰臺，陜而修曲者曰樓”，形成聚落后就以吏役姓氏所護堤段而名為“某家樓”，鎮內的“王家樓”村就是以王姓吏役護理港溝河堤而名，后簡稱作“王樓”。護堤吏役也同樣沒有俸祿，撥給耕地為酬。地租給農民，漸成村莊，就以護堤吏役姓氏命為村名，稱“某家堤”、“某家樓”了，再漸漸簡稱為“某堤”、“某樓”的村名了。
鎮內馬頭村是因運河碼頭而名。此村戰國時期已經存在，到漢代成為較大村落了，有戰國墓葬與大型漢墓群作證，但稱作何名，早已湮沒。金代開辟潞河進行漕運以后，因此處有一片大淺灘，在淺灘下游處就自然形成碼頭，南來各種貨物于此上岸銷售，今通州區和大興區南部區域及廊坊北部區域的大量商戶當年就從這里購銷商品，故此處極為繁鬧，日日為集。原有村名消逝，而以運河碼頭而名“馬頭”。元著名學者胡三省所著《資治通鑒音注》一書中指出：“附河岸筑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后來一般寫作碼頭。古傳歇后語“馬頭集——常市，乃是地地道道的鎮域文化。而今，此處運河碼頭遺址尚在。
與京津間古代大道相關的村莊和村名
古代，在今北京、天津間有一條大道，基本與京津公路的走向一致，究竟始于何代，尚未可知，但曉得在元朝實行海運和京杭大運河形成后，這條古道越加繁忙了。于是，因這條古道產生了一些村莊和村名。鎮內的小馬頭、兩家店、石槽、大柳樹、前尖平、后尖平等都與這條古道有關。
都是清末有人家在京津大道右側開有旅店而漸成小村。前者距運河碼頭——馬頭村很近，也享用馬頭聲譽而名馬頭，因聚落比馬頭村小得很多，故稱小馬頭；后者則以始有兩家開店故得名，是因為開店的兩戶人家服務得到來往旅客稱贊，約定俗成，就送給這座小村一個直白而好記易傳的名稱。
在元代以前已經形成，但不稱石槽，稱呼此名是明代在京津大道右側創建關帝廟后才始。道教為適應過往客人心理需求，在道旁建關帝廟一座，主奉三國蜀大將關羽，民間將關羽奉為財神，又贊他重感情、講義氣，因此大受崇拜。道士為滿足南來北往車輛需要，使香火更盛，便在廟前放置多個石槽，且鑿井可以汲水，供牲畜喂草飲水，因而聞名遐邇，遂以石槽代稱原來村名。
形成于明代，清代以前本為一村。京津大道上商賈行旅絡繹不絕，常在途中小憩時吃一些飯，喝一點水，這種現象稱“打尖”，也簡稱為“尖”。鄉人在路旁設置簡易的席棚小飯館、小茶館，供行人飲食歇腳。古代“平”字含有“席”的意思，因此，“尖平”就是途中供打尖的席棚子。因這里的席棚飯、茶館公平合理，熱情周到，過往行人都愿意在此打尖，形成村落后，因這里尖平有名，故以此而為村名。明朝后期，村中出了個都司，姓聶，人稱聶都司，是一省的最高的軍事長官，是當地一名很不平凡的官員，因此，曾把村名改稱為“仙人莊”，古代把神采出眾而不平凡的人稱為“仙人”。聶都司死后，就葬在家鄉的大道旁邊，但后來聶姓家族再未出名人，聶都司聲望漸漸泯滅，村名又恢復了起初的稱呼。民國間稱作尖平莊前街、后街。通州解放后分稱前街為前尖平，后街為后尖平。
以京津大道旁粗大柳樹而名。古代習俗多在大道兩旁栽植樹木，一為美化道路環境，一為過往行人樹蔭下乘涼歇息，一為確定道路公產，禁止私人侵占。因柳樹易植易活，且春天泛綠早，秋天落葉晚，故路邊多植柳樹。但柳樹易老易枯，故古道旁遺留下的柳樹極少。但是也有特殊情況，使個別道旁柳樹遺留下來，大柳樹村的大柳樹就是其中一例。明永樂間，遷調江南大戶李氏一家至此管理屯田而建有李辛莊，又接受朝廷規定農戶養馬任務，在大柳樹附近領養官馬，漸成一村，遂以大柳樹而定村名。據清代《漷陰志略》載，當時此一柳樹“為近京師第一巨樹， 后為大風所折，聞乾隆中尚存空一截，兒童戲匿其中，十余人尚綽有余，則其垂陰時可以想見矣”。此樹于民國二十四年尚存，無人記憶其絕滅時間。京津大道唯一幸存之古柳雖然絕跡，但是以大柳樹命名的村名一直沿用至今。
以朝廷設“廠”而形成的村莊
明朝，工部在通州城中設有工部分司，以郎中這一中高級官員負責分司事務，管理工部設在通州區域內的皇木廠、花板石廠、磚廠、席廠、馬廠、堿廠、瓜廠、袋廠、窯廠、柴廠、草廠等，為京城建筑、漕運的各個機構服務。分散在各處的這些機構，都設有專門官吏職掌。在長期的生產、制作和管理過程中，有的機構附近形成了聚落，則以這個機構的名稱作了村落的名稱，有的沒有形成村落就在歷史中消失了。鎮內的草廠村、黃廠鋪村，都與朝廷工部設的“廠”有關。
鎮內的黃廠鋪與草廠村，都與朝廷設在這里的馬廠相關。明代，為以騎兵對抗殘元勢力，朝廷在長城關口處用茶、鹽等產品和蒙古換得大批馬匹，到北京郊區放養，還在京郊自繁自養眾多馬匹，以備兵部選用。此外，每年朝鮮也向明廷貢獻馬匹，過鴨綠江，穿山海關，沿薊襄古道至通州，交與設在東壩的司馬監官員接收，然后分散到各個養馬廠或養馬農戶中去喂養。為此，通州域內設了多處養馬廠，鎮內的黃廠鋪就是其中的一處。黃廠鋪因黃廠村設有郵鋪故名，但黃廠是因養馬而名。古代黃色帶赤的馬稱黃，馬種優良，善于奔馳，這里放養的馬都是這種良馬，因而名黃廠。通州設了眾多馬廠，冬春之季要備足大批干草，以備喂馬。因此在低洼易澇的大面積荒地處設立草廠，收儲馬草。遼金時期，今草廠村及其周圍為延芳淀水面，元代因河水泛濫，卷帶大量泥沙將此處淀泊淤為低洼草地，明初于此設草廠，以備冬春供應養馬廠所需，漸成村后就以草廠而名。
鎮內最早的村名
我國在三國時期才出現“村”字，表示在聚落周圍栽植眾多樹木，并成為地名通用字。在此之前村名通用字是“邨”，是聚居在一起的意思。雖然“莊”字已在先秦時代出現，但不用在地名上，我國宋代以后，“莊”字才成為地名常用字，常常代替“村”、“邨”二字。但是地名形成后，不是特殊情況，一般沿襲使用。“村”字尾的村名帶來的信息是在宋朝以前的村名。根據漢代“霍村”的可靠文獻記載，再依據鎮內東魯村西口外發現的漢墓群，可知在漢代東魯村已經成村了。結合“霍村”的村名規律斷定，魯村和鎮內的“田村”，也都是漢代村名，均以姓氏而名。不過，魯村后來又分出兩個魯村，位于西、中，故分稱東、中、西魯村。清代，中魯村并入東魯村。中、西魯村形成較晚，但也不晚于元代。還有一說是，明時因元丞相脫脫封地在此，而建三村，蔑稱作東、中、西“虜”村，后依同音而改魯村。可見，鎮域內有4座村莊的名稱產生于漢后宋前，居于全區村名出現時間的前列，并保持至今。
“屯”字尾村名不同內涵
鎮內“屯”字尾的村莊名稱有軍屯、小屯、南屯和徐官屯，其中軍屯前已述及，此處再介紹其余3座村莊。
是明初蒙古族人聚居之處而形成的村莊。明洪武元年，明軍將元朝統治者趕出北京，趕出長城。但是，蒙古族百姓在北京地區生活已經習慣，氣候和其他地理環境比蒙古地區都優越，他們不愿再回到蒙古草原，就紛紛投降明朝。這些降眾被集中安置在京郊四野，一邊耕種，一邊放牧，形成村莊后就被蔑稱為“韃子小營”，頗具歧視之意。因為在元代，蒙古族統治者把本朝人分為四等，一等為蒙古族人，二等是色目人，三等是漢人，四等是江南漢人——南人。明初，反其道而行之，把這些降人鄙稱作小人，此等村落便稱作“小營”或“小屯”。
村名中的“屯”字不是屯田的意思，是指聚居一起，也是地名常用字。明代中后期，政府腐敗，官員貪婪，土地高度集中，朝廷在北京地區賜建了許多皇莊、官莊。此處是某徐姓官員的封田，由其派管家在此管理、耕種與收租，形成村落后便以莊田主人姓氏和莊田性質而名為徐官屯。
即南村，無屯田義。是清初覓子店村富人在自家地邊建立新村，因位于覓子店村南而名。
其他村莊
此類村莊形成和村名由來不合上述規律，在此分別簡述。
村名中“元”字為“大”義，非作姓氏解，元至元間，元世祖統一了中國，為控制西南少數民族不反朝廷，強迫云南不蘭奚、火者、黑瓦木丁、大化等族人戶，遷到大都附近屯田。由大化族人戶在通州區域內屯田建村的有4座村莊，即今張家灣鎮內的南大化、北大化和漷縣鎮內的前、后元化，位于南面的大化人村落稱前元化，而位于北面的稱后元化。
明代成村。成化十三年，南京刑部尚書、當地人董方退休。他在家鄉“綠野營”之處賦詩撰文，主修《漷縣志》，許多遠近士子常來拜訪，這里成為崇尚品德、有學識的儒士聚集之地。“武”作“士”義，指儒士，古代知識分子的通稱。形成村落后便以“尚武集”而名。舊時，“上”與“尚”在崇尚意義上通用，故也曾稱“上武集”。
古代“覓”讀作“”，至今老年人仍讀此音。金代以前已成村。村中建有一座觀音寺，主祀送子觀音像，因有兩株銀杏樹著名，又俗稱白果寺。在封建社會，因孔孟之道影響很大，士農工商各階層人士，都以無子不能傳后而為不孝之一。故此遠近男婦都到這里祈禱送子觀音菩薩保佑他們生子，一年四季，這里香火極盛。因而村民開設店鋪，提供遠處求子者食宿，漸成村落，便以店鋪為來廟求子者開設故名覓子店。“覓”是“求取”之意。
以吉祥語而名，從出土的遼代墓志銘序文中，可知東定安于遼代已成村，初稱定安里，是農村基層政權機構所在地。明時，這里不再是“里”級基層政權組織所在地，不能再稱“里”，便稱定安。清代，村中富戶在村西自家地邊創建一村，仍以吉祥語而名西定安，遂有東、西定安之稱。
因乾隆舅父穆懷古墓立此而名。據知情村民言，清代穆懷古死后葬此，并由家奴至此看墳，管理耕種墓周田地，漸成村落，便以所葬官員姓氏之墳墓而名。
元明時期，通州域內有許多佛寺，地方政府為加強管理這些寺廟，在政府內設有“僧錄司”，從域內撥給該司一定數量的地畝，讓他們管理使用。該司僧人將所播地畝雇農民耕種，或由僧人耕種，收入歸此司所有和支配。漸成村落，便以僧錄司地產莊田而名寺莊，因今宋莊鎮內也有一座如此產生的村莊，位于北而稱北寺莊。今漷縣鎮域內此處位于通州東部，故名東寺莊。
原名六合村，清代末期已成村，但無村名，為馬家務附屬村。民國初，以郝、安、李、馬、周、吳等六姓定居一處，以姓氏定名不能統一，遂以六姓合為一村而名六合村。1989年整頓全區地名時，為與北面宋莊鎮內的六合村相區別而稱南六合村。
以耕地之名而稱。清末民初成村，以大香儀村中富戶在村北地塊上建村故名。
明初，從四處征調隨軍討伐殘元勢力的民夫，不愿回到窮鄉僻壤，便被指定到京畿某地進行墾荒種田，形成村落，便以帶領墾種的頭目姓氏稱作“某家垡”，“垡”是耕地之義。帶領民夫在這里墾種的頭目姓黃，故名“黃家垡”。明末，黃家垡中富戶于村東另建新村，仍稱原名，遂分稱東、西黃家垡，后簡稱東、西黃垡。
明初遷民所建村。遷民潘、黃二姓來此屯墾耕種，本非同鄉，但相處親熱，彼此相善，團結相助，故取吉祥語“香儀”二字為村名，表示永遠要友好下去。“香”：親熱；“儀”：善。曾名“香邑”，意指相親相好的小村子。還有一種由來，也很實際，說古時此村曾有造酒作坊“燒鍋”，所造酒特別香，遠近聞名，文人墨客就以古詩句中“香蟻”來夸贊這里的酒。“香”是指酒味芳香，“蟻”是指酒中浮著的糟屑如螞蟻。“香蟻”就是指泛出香味的酒。于是以酒香村名為“香蟻”。《說文解字》解“儀”與“蟻”同為仄聲，遂用“儀”代“蟻”，成為“香儀”。清代，村中富戶在村西自家地塊另建一村，仍稱“香儀”，遂有大小香儀之分。
以縣城所在地而名。漢代已成村，稱霍村，以霍姓建村而名。遼時發展為鎮，以位于漷河之南而改稱漷陰鎮，太平年間，因“捺缽文化”與保障蕭太后運糧河漕運，劃出武清縣北部區域設置漷陰縣，以縣城設在漷陰鎮故名。元至元十三年，因帝王狩獵需要和保障白河漕運，將此縣升置漷州，以漷河而名。明洪武十四年，漷州降稱漷縣。清順治十六年，漷縣省并通州，成為通州直轄區，漷縣作為縣級機構消失，而成為村鎮。
明代由遷民所建。初名“南垟”，“垟”，指田地，多用于地名，南方某大戶遷來漷縣，在港溝河西畔同時開墾兩大塊荒地，一南一北，分稱地名為“南垟”、“北垟”，年長日久，兩塊地上各形成小村，便以地塊名稱作為村名。古時山之南，水之北為陽，而山之東，水之西也為陽，“南垟”、“北垟”俱在港溝河西岸，便脫離地塊名稱含義，分別改稱“南陽”、“北陽”。清代，一次大雨，潞河與港溝河同時泛濫交沖，將北陽村沖毀，幸存者遷居南陽。
唐代已成村，遼代以堤和寺而名。隋大業四年（608），為鞏固統一征討遼東而開鑿永濟渠，兩岸筑堤，責成當地農民護堤，遂在左岸河堤之外，逐漸形成兩座村莊，一南一北，便以所護堤防位置分稱為南堤村、北堤村。遼代帝后好佛喜獵，佛教僧侶便迎合帝后而在北堤村建有一座大安寺，便于帝后來延芳淀游獵時至此祭祀，且取吉祥語“大安”為寺名。因帝后游幸時常來觀拜，故此寺十分著名，漸漸將村名稱為北堤寺了。
原名小辛莊，清代成村。閻、康二姓富戶從今張家灣鎮內大辛莊遷出，在自家地塊上建房，此后，村民漸漸形成村落。稱“新莊”，“新”與“辛”在古代通用，故亦寫作“辛莊”，習俗上因比大辛莊小，故名小辛莊。1981年整頓通縣域內地名時，因此村名有3個，此村居中，故改稱中辛莊。
明代由遷民建村，以特產藍草制品故名。遷民至此低洼水足之地，除將開墾之地種植糧食作物外，依地情而廣種藍草，以制作青藍色染料和中草藥靛花，銷量很大，著稱于世，遂以靛莊為村名。  此村形成因由和時間與前面吳營、李辛莊等村相同，本該在同類性質村莊一起記述，但因該村中間有變化，故單述。在今馬駒橋鎮內有個周家營（簡稱周營），而這里的周姓與周營創建者的周姓不同宗，為防混淆，便直接用姓名“周起”而稱村名。同時遷至村中的李姓一人有燒窯制磚技術，便在村旁設窯燒磚，以適應遷民建房的需要，所制磚整齊堅固色正，頗受歡迎，遠近聞名，因村在磚窯旁邊，故改稱為“窯上”，“上”乃“旁”、“側”之義。1981年整頓縣內地名時，因有3座村莊同稱“窯上”，而復稱初名“周起營”。
村落形成原因及時間同吳營、周起營等村，只是此村以吉語而名“長陵營”。“長”有“長遠”義，“陵”有“上、升”義，取“永久上升”之義名村。
漷縣鎮的村名，反映了豐富的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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